在探讨中日关系时，如果仅聚焦于近现代的百年历史，将极有可能忽视更深层的历史根源。从甲午战争开始的矛盾，并非两国关系的起点，其实早在七世纪，朝鲜半岛上的白江口海战就埋下了重要的伏笔。公元663年，唐朝水军与倭国舰队的遭遇战，对两国的未来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尽管中国历史资料对这场战役所述不多，但日本对此却铭记于心。对于日本而言，这不仅是一场普通的军事失败，而是其战略转变的紧要时刻。相较之下，中国的成功渐渐被简化为“日本曾向中国学习”的单一记忆。值得深思的是，为什么在这次失败后，日本会转向学习，而在取得成功后又不断对中国进行试探？同时，中国又在哪些方面对这个“学生”存在误判？

七世纪中叶的东亚并非一片宁静，唐朝在大陆上建立了强大的秩序，朝鲜半岛的高句丽、百济和新罗则激烈争夺，并与周边国家发生联系。在唐朝出兵干预后，百济被攻灭，残余势力请求援助，倭国决定出兵。白江口的战斗中，唐军和倭军的数量差异显著，最终倭国大败，这场战斗对日本政权造成了巨大的震荡。此前，日本在与中国王朝的交往中，吸收了许多先进的制度与文化，但此次惨败迫使其加速向这些制度的学习与吸收。

战后，日本没有选择继续对抗，而是迅速转向防备与学习并重的方针。在天智天皇时期，日本在九州北部加强防御，迁都近江大津宫，同时更系统地引入唐朝的各类制度。随后，日本开始派遣遣唐使，尽管航行风险巨大，他们却依然频繁渡海，带回了大量的文化与制度。而中国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往往仅停留在“日本曾经学习中国”上，忽视了学习的动机、深度及其后的相对独立性。

在历史的演变中，中国在东亚的文化中心地位让其对周边国家的学习行为产生了误解，认为对方的学习和低姿态是永久的服从。这种心理导致了对日本的误判。在白江口之后，日本并非只是在崇拜中国文明，而是通过学习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国家认同。当它感觉不再必需仰视中国时，态度随即发生变化。

进入十六世纪末，随着丰臣秀吉完成日本的初步统一，他将目光投向朝鲜，企图通过朝鲜实现对大陆的扩张。这一过程中，日本不仅向朝鲜派兵，还出现了明朝对形势的误判断。明朝长期以来依赖的朝贡体系使其低估了日本的崛起与实际能力。经过数年的战争，明朝才意识到，日本已经不再是那个单纯接受册封的“倭国”。

日本在快速的政治整合与军事动员中，形成了新的对外野心。丰臣秀吉的扩张未能如愿，但其逻辑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的心态，认为他们已经吸收了足够多的中国文化与制度，因此不再甘于坐在别人的位置上。日本的学习与追赶心态，若被中国忽视，只满足于过去的等级观念，将在关键时刻落于下风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战后的日本进入德川幕府时期，外交政策发生了新的变化。